在2006年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易中天现象”无疑是道亮丽的风景。由于绘声绘色地将汉朝、三国的历史展现在普罗大众面前，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一炮而红，并且还有一大帮老中青少人群成为了“易迷”，受到疯狂追捧。借着这股气势，《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款中标。假如该书每本25元，版税就是3.5元，55万册的版税就是200万之巨。

不过，易中天在被“易迷”们狂热追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传媒的指责。最主要的质疑是：历史应该如何被讲述？易中天名利双收对于在书斋中埋头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不公平？在学术被娱乐化的同时，当然也要顺应娱乐产业的规律，娱乐产业就是要制造明星，就是“赢家通吃”，易中天何错之有？

2. “哭穷教授”——阿忆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中，北大副教授，著名主持人阿忆在节目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分出阶层并不可怕，分出阶层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阶层对低阶层没有关爱。”这本来和北大的收入没有直接关联，但是网友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他们炮轰阿忆“要把财富全给精英，让劳动人民饿着”。转而，网民开始指责其作为教师“整天主持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嘉宾，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阿忆决定反击。他把这些人称为“无脑人”，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向他们列出了自己在北大的收支，结果是“入不敷出”。阿忆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能不能活下去？新浪网将这篇文章顶到头条，标题赫然改成“一位北大副教授的工资单”。随后，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质疑高校教师的真实收入。

在目前高校腐败、教育高收费令人深恶痛绝的形势下，阿忆坐拥300万豪宅，但依然“勇敢地”跳出来揭示高校教师收入的另一面而搅起一淌混水，不可不说非常生猛。

3. “弃龙教授”——吴友富

作为炎黄子孙，国人一向以“龙的传人”而自豪。而今年11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教授的一番“弃龙”高论，却让举世惊诧。吴友富认为，因为“龙”的英文是“Drag-on”，它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因此，“考虑到‘龙’的形象往往具有一定局限性，容易招致别有用心的歪曲”。故而，吴教授“大胆”提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当代的时代特色，考虑到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色与特征。此外，还要有所考虑到民族、宗教信仰和地域文化等因素。也就是说，龙有可能不再是中国形象的标志。

对于中国龙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吴友富教授却敢于从国外人的感受角度提出异议，可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确实有够生猛。

4. “炮轰北大”——丘成桐

丘教授是当今最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1983年，他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是迄今唯一获该奖的华人。继前几年坦陈国内科研领域诸多弊端之后，2006年他又出惊人之语：北京大学引进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北大是以虚假的“引进全职教授”骗取国家数以亿计的教研经费。继而与北大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丘-北之争”。这样尖锐地“炮轰”北京大学，在以前并不多见。正由于丘成桐的身份非同小可，针对的又是中国最高学府，他的这番话立即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有评论认为，不谈其与北京大学孰是孰非，至少他为“中国学者过度追求名利，不踏实做学术”这一思想主旨老而弥坚的斗争勇气十足可嘉。

5．“文化奶妈”——于丹

于丹何许人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新闻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单单这两个头衔已经让人肃然起敬，但真正成就于丹大红大紫的，还是央视“百家讲坛”。在这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因解读《论语》心得而突然爆红，而且在11月26日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名售书活动中，其《论语心得》一书，单日单店单册零售达13600本！9个小时签名12600本！突破了近几年来全国图书签售的几项纪录。据报道，书店原先进货3000册，其出版商中华书局另有3500册备用，其间中华书局又到库房调货4000册，到下午3点钟，图书又告售罄，中华书局又紧急到印厂调货4800多册，而此时排队等候签名的读者依然未见减少。

　　如此火爆的场面刺激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排队签名后，转手将20元的签名图书以50元的高价售出，居然生意还挺红火。

对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于丹讲论语突然走红，中国进入文化奶妈时代？”在传统文化日益式微、青少年们日益沉迷网游的今天，于丹的《论语心得》能有如此火爆场面，还是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这样的“奶妈”、“奶爸”再多几个有何不好？

6. “性学专家”——李银河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不在于其学术成就，而在于李教授关于性观念的言论，常有惊人之语。比如，李银河在其博客中，认为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而此法律已不再适用。她认为，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李银河倡导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在道德方面上，李银河认为换偶与婚外恋、包二奶的性质不同，她觉得换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而且，对于“情色六月天”创办者被判无期徒刑一事，她也勇敢地站出来说“有违法律的公平”，并称“中国还没有走出性的中世纪。”

其实，李教授的言论能够成为公开话题，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在“性”方面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7. “全裸教授”——莫小新

9月14日，国内首家“人体文化艺术研究所”在常州揭牌成立，来自北京、重庆等地的学者进行了首次大型学术研讨。在此后一场以“人体艺术与人性意识教育”的现场教学研讨会上，身为中国首家人体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的莫小新主持了这节实践课，在课上，莫教授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士惊愕的举动——当众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向几十名学生及老师阐述自己对人体艺术和人性文化的理解。据说，在讲述人的身体特征时，莫教授告诉大家，“我的情绪可以反映在自己的身体上，只要一上火一着急，大腿就会起疙瘩。”众目睽睽下，莫教授接着做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举动。“当时莫教授情绪看上去很激动，完全一副忘我的境界，说着说着就解开了衣带，赤露着身体站在讲台中央的位置。”一位同学在回忆那惊人一刻时，仍有点尴尬，他用“今生难忘”来描述当时一幕。

如今，风风雨雨已经淡去，但在人体艺术史上，莫教授的惊人之举，或许还会留有一笔吧。

8. “造中国梦”——张颐武

在《新周刊》专题“如何贩卖中国文化”中，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接受采访时又有惊人之论—— “要创造出一套对中国梦的文化想象，章子怡就是。这个小姑娘小时候看电影肯定也觉得那些好莱坞明星都不可企及，但现在，所有的大明星都在电影节上跟她平起平坐，这些大明星们都对她说：你是未来之星。这就是中国梦。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孔子不是很伟大么，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么，章子怡也是中国人的代表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都拿她当封面来报道中国呢。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尊重她，崇拜她，好歹中国人就这么一张脸让人家记住了。”张颐武的言论在网上各大论坛引起了激烈讨论，大多数网友对这句话持反对意见，认为章子怡作为一位电影演员，无法和孔子作比较。而张颐武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声明说，“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化通过大众文化被世界了解……我觉得有理智和智力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认为我在说‘孔子不如章子怡’”。

口水战是分不出胜负的，却只是让社会公众记住了张颐武。

9. “玄幻杀手”——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2006年6月18日在新浪博客中抛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的言论，对时下正火爆的玄幻小说“开炮”。陶教授称以《诛仙》为代表的走红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他还称，80后玄幻写手本人价值观的混乱，导致了作品缺乏人文精神。陶东风还称，电影领域中的《神话》、《英雄》、《无极》等，同样都是装神弄鬼之作。“可以说，装神弄鬼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怪现象。”

陶东风的文章立即遭到玄幻作家极力反击。《诛仙》作者萧鼎在博客发表名为《究竟是谁在装神弄鬼？——回陶东风教授》的文章，毫不客气地对陶东风进行反击。而郑保纯认为，陶东风的观点中没有一点合理之处，“这个跟村妇骂街，没有什么不同”。

陶教授发动起的这场争论，至少反映了不少人士对于当前玄幻文学的反感，对于反思中国当下的玄幻文学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0．“痛批黑哨”——郑也夫

郑也夫的一句话，让一片安宁祥和的社会学界波澜顿起。8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说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此后，郑也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更让其他同行惊诧——“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

该论一出，立即引起各方热议，网上叫好声一片。在中国学术界，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更何况被点名者还是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这一头衔被视为是社科界最高学术荣誉。 在中国学术界，像郑也夫这样直接点名质疑并称对方为“二流学者”的，并不多见。非议也由此而起。然而郑也夫炮轰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后，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中国社科院及景天魁先生本人都没有对郑教授的炮轰作出回应；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行对郑也夫的批评也一律保持沉默，既没有赞同的声音，也没有反对的声音。

有人把郑也夫比作堂吉诃德，也有人把他比作《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正所谓“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